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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在京颁奖。汾西矿业设备修造厂退休职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晋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葛平的组诗《春天日记》获诗歌类组诗奖。从北京领奖归来后，葛平接受了《晋中日报》 的专访，让我们走近葛平，走进她的心灵与诗作。

俊力：你好！首先祝贺你的组诗《春天日记》获得第七届乌金奖，请你介绍一下乌金奖。

葛平：谢谢你的祝贺及关注。乌金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煤矿文联联合举办的每五年颁发一届的纯文学奖，是中国继“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少数民族文学奖）“儿童文学奖”之后的第五大奖项，是中国作协唯一与行业或省市联合颁发的文学大奖。第七届乌金奖于10月10日在京颁奖，从诗歌评委来看：叶延滨、李少君、霍俊明，其专业性不言而喻。另外，乌金奖获得者不仅限于全国煤炭系统的作家，还包括了业外写煤炭题材的作家。

俊力：山西是煤炭大省，获乌金奖的诗人却不多，尤其三度获此殊荣者，在全国煤炭行业女诗人中，你是唯一的吧？

葛平：是的。要感恩面黑心暖的乌金！感谢历届评委对拙作的认可。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让我在诗路上始终清醒而踏实地前行。

俊力：请谈谈这三次获乌金奖的作品，以及三次获奖的不同感受。

葛平：2001年我第一次获得第四届乌金奖的组诗是《唱给窑坡的信天游》。那是一组民歌风与现代诗混搭的爱情诗，有着浓郁的黄土风情。首先分别刊发在《人民文学》《绿风》诗刊，随后又以组诗的形式在《阳光》发表。2006年组诗《一个人的列车》获得第五届乌金奖。这是一组写个人内心情绪的作品，其中的作品先分别刊发于《诗刊》《山西文学》以及台湾《世界诗叶》，后又以组诗的形式刊发于《阳光》。这次获乌金奖的组诗《春天日记》是一个比较大的系列，其中一部分《2011，初春日记》首发《山西日报》“黄河”副刊头条，还有一些发在台湾《秋水》诗刊和《绿风》诗刊。其余部分便是这组《春天日记》，发表在2011年《阳光》诗歌专号上。

这个春天系列，与前几年偏叙事写实风格的作品不同，她们更加凝练，语言更干净，跳跃感极强。与前几年的沉重不同，她们随着春天脚步，缓缓地张开了翅膀，尽管仍隐隐透着感伤，但已经走出了痛楚，在大自然中边疗伤，边开始了自己的慢走。如同我诗中所言“我用了七个半小时去看：花儿们红黄粉白的炸开/ 工蜂们在花蕊间采蜜的欢快/ 麦苗迎着春风把小腰闪了出来/ 露珠被阳光照见了内心的缤纷色彩/ 柳枝对着水面把麻花辫绿绿地辫起来/ 小花猫、大黄狗们正在谈情说爱/ 麻麻菜、扫帚帚们鲜嫩地等着采摘/ 麻雀在高处叽叽喳喳喊出了爱！哦——/ 我终于慢了下来……”我试图以慢节奏来对抗这个浮躁的时代。

三次获奖跨度整整十五年，第二次与第三次获奖又相隔了漫长的十年。巧的是，第七届乌金奖揭晓日，竟然是我六十岁生日，这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第一次获奖：激动、兴奋。第二次获奖：心安理得。第三次获奖：荣辱不惊。

俊力：你是哪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你写诗始于什么年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你持之以恒地坚持着对诗歌的热爱？

葛平：我写诗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很多人曾问过我“你是如何坚持写诗的”。其实，写诗对于我来讲是心灵的需要，而非坚持，坚持之说似乎有些无奈甚至痛苦了，而诗歌对我而言，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是我选择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舒服的方式，所以，我很宠她，甚至对她充满敬畏，绝不会拿她做敲门砖，为自己谋取与文学不相关的利益。写诗近三十年，一直坚持不写应景诗。

另外，诗歌是瞬间的艺术，有好多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完全可以在诗歌里实现，就像演员在剧中可以饰演不同的角色，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一样。当你把瞬间感觉或体验，转换成诗歌时，那种愉悦与幸福感，是旁人无法感受的。当然，写诗与诗意的生活相比，我更看重后者。一个人可以不写诗，但不可以没有诗意，一个没有诗意的人，即使他再有钱和地位，也是一个无趣的人。然而，有些人成天分行写，从作品到生活都算不上真正的诗人，有些人即使不写诗，他也是诗人，因为他在诗意地生活。

忘了是谁说的，“一个没有诗意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诗意的国度是可怕的国度。”我曾开玩笑说，诗歌是我永生永世的情人！乍听似乎有些矫情，但细想一下，父母终将离我们而去，爱人也会撒手离去，孩子会长大，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有诗歌会永远陪伴我，只要我不放弃，她将不离不弃！诗歌是承载我精神的一间屋，而且是绝对的自己的一间屋！在这间屋里，我尽可以发呆成一截木头，甚至把百合莲子粥熬糊，还可以边喝着熬糊的粥，边读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

俊力：这些年你的写作在情感基调和总体风格等方面有哪些转折？这些转折是来自美学上的考虑还是生活阅历的变化？请谈谈你最近对诗歌写作的追求是什么？

葛平：写诗的前十年，风格偏于抒情、唯美、典雅，因为掌握了一些技巧后，在语言上琢磨得多一些，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别人会说一看就是我写的。那时听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呢。但随着阅读的提升以及生活阅历的变化，视野和审美也随之发生变化。说到底，一个成熟的诗人，不可能永远满足于原有的诗歌风格或技艺，一定会通过不断修炼达到提升。

我自己清楚意识到必须拓宽写作领域，或者说有了追求变化的强烈愿望是在新世纪初。说不清是什么激发出了潜伏着的底层意识，我的目光一下子投射到了身边小人物身上，写了搬运工、拾荒者、钉鞋匠、疯女人、下岗工人等一批非常写实的作品。这次转变，不仅是新领域的开拓，还有细节与叙事的介入，这对我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这简直颠覆了我以往的诗歌风格。多一种写作手段或者开拓一个新的写作领域，总是令人兴奋的。这一次的转变，应该主要还是审美上的转变，主观因素更多些吧。

2003年—2006年，丈夫患淋巴癌住院，我的生活发生了突变。从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一下跌落到生活的底层，曾经为了巨额的医疗费，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尊严，恨不得将自己卖掉为丈夫治病。我每天承受着死亡终将吞噬亲人的绝望，内心几近崩溃，却还必须装出一副很开朗的样子。这几年的生活经历，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的一些审美习惯。当我在写《癌病房》《肿瘤医院记事》《病房日记》等系列组诗时，我没有更多考虑艺术技巧，全部都是刻骨铭心的生活。这时的我，不再是站在旁边张望，我本身就是生活在底层的一份子，这些作品是从自身血肉里长出的，早已打上了自己生命的烙印。应该说这一次的转变更多的是人生经历所致吧。随着2006年7月丈夫的病逝，悲痛之余我又写了组诗《和你说说话》，这组诗2009年获得《阳光》文学奖。而《病房日记》《和你说说话》系列也分别发表在《北京文学》《黄河》《阳光》。

但上天似乎仍不放弃对我的考验，2009年12月，父亲因患肝癌也离我而去。三年之内，我痛失两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依然是诗歌安抚了遭受重创的我。我随后写出了近400行的《父亲祭》，分别发表在了《诗刊》《绿风》《诗国》及台湾《秋水》等刊物上。无论是主观上出于美学的考虑，还是客观上人生阅历变化所致，总之，我的诗歌无论风格还是题材都不再那么单调了，这一点我很欣慰。

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纯口语诗，也尝试着写了一些纯口语诗。尽管我很清楚，这也是在冒险，因为在山西纯口语诗人可谓凤毛麟角，更不被主流诗坛所接受，但这并不影响我的探索。其实，口水诗与口语诗是有本质区别的，真正的纯口语诗难度更大。尽管我也很佩服能写出很漂亮、很巧妙的作品的诗人，但我更偏爱直抵人心的作品，更看重独特的发现，认为“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就我自己而言，更注重诗歌的内在品质。独特的发现才是一个诗人安身立命之本，我也一直在这样努力着。

俊力：请介绍一下你刚出版的诗集《一个人的列车》吧。

葛平：刚出版的《一个人的列车》是我的第三本诗集。简直巧了，第三次获得乌金奖，第三本诗集，莫非3 这个数字是我今年的幸运数？不管是“三生万物”也好，“事不过三”也罢，总之，我有点喜欢上了3这个数字。说到这部诗集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十年前，我去北京领取第五届乌金奖时，当时任诗歌评委的李小雨曾对我说：你就是葛平？你的组诗《一个人的列车》我记住了，多好的题目啊…… 所以，我便用它做了诗集名。

另外，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喜欢从众，并且时时警惕被同质化。所以，我一直与网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比如，我至今没开过博客、微博、qq空间，即使微信也是近两年才用，但从来不发朋友圈，尽管被拉进很多群，但很少在群里说话，这并不影响我对诗歌前沿的关注，并让自己的诗歌理念始终保持不落伍。

我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手机从不带进卧室，手机对我来讲，只是一个通讯工具而已。至今我依然保持纸质书的阅读，那种手感，那种墨香，以及随手写眉批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我是一个很执拗的人，属于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我常常说，我无法做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尽量做到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收入《一个人的列车》中的作品跨度近二十年。这部诗集与前两部有着明显的不同，基本包括了我各个时期不同的风格，也有同一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好些文友看过会很吃惊，这完全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也正是我想要的结果。记不清是哪位诗人说过的了，大意是，一看就出自同一个诗人之手，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但这是第一个层次；一看不像是出自同一个诗人之手，却又有着同样的气质与品味，那是更高的层次。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但这却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再次感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