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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山西汾阳，吕梁山下一个离县城三十里地的村子。那里是古代秦晋古驿道的必经地，素有“旱码头”之称。村子颇具黄土高原的地域特色，尤其在八十年代。村里主要由东崖、西崖、寨脑（“脑”为汾阳话，大致为高处的意思）三个区域组成，由名及义，这里海拔高、交通不便。村民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地方居住，清一色的土窑洞。我家属于西崖，而且是海拔最高的一家，站在院外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视野开阔。我童年最初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家里有三孔窑，一孔奶奶住，一孔我跟父母还有弟弟住，另一孔则存放粮食和杂物。村里的窑洞就是在土质坚实的土崖上挖出拱形的洞，外面砌一圈砖，里面简单处理后再盘一个炕就具备居住的条件了，当时每家每户基本都是这样的造型，其实窑洞住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冬暖夏凉。
　　记得我家院子里有一颗枣树，每年都会结很多枣子，大人们还在院子西南角刨出一块约二十见方的地种一些蔬菜，每年菜的长势都很好，够全家人一整个夏天食用。
　　由于地势高，不便于铺设水管，家家户户的生活用水都是用桶挑。那时候村里有一条河道，河道里的水是村子后面峡谷里的山泉，最开始人们都是从那儿挑水。后来在东崖跟西崖交界的一处平坦地引了一个水龙头，每天早上，人们都聚集在这里排队挑水，储备一天的生活用水，排队的空儿大家唠唠家常，谈笑甚欢。
　　由于特定的地势，大部分人家的家门口都是交通工具无法通行的，基本所有的东西进家进院都是靠人力扛或挑，包括秋收时候的庄稼瓜果。那时候的人们都很能吃苦，也有体力，放到现在估计好多年轻人也是吃不消的。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家盖好了新房子，我们搬家了，由崖上乔迁到了村里的平坦地。那会儿村里批地基是通过抓阄选址的，一批一批进行。听大人们说是各家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有实力盖的先报名。我们家选在了村东头，那一片在村里叫“杏窑”，可能因周围杏树多而得名吧。我家盖房的资金全靠当时父亲承包村小学的果园，那几年正值果树的挂果期，每年的苹果能卖大几千元，算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新房是四间平房，砖结构，正面都贴了瓷片，在当时很是时髦。记得刚搬家的第一个晚上，三四岁的弟弟哭闹着要回家，他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在九十年代前期的几年间，村民们陆续在村里的平坦地带批地盖起了新房，从“高海拔”转移到了“地平线”，别的不说，至少交通便利了许多。牛车、马车、三轮车、小汽车等交通工具也都能开
　　到院里了。自来水也都进院入户，昔日早晨人们聚集挑水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
　　我在县城上了高中以后只有礼拜天才回家，升了高三以后学业更加紧张，有时候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大学后就只有寒暑假才回了。渐渐地，我对家的感情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心灵寄托。
　　毕业后参加了工作，选择在城市买房、定居，房价也正是从那会儿开始逐年攀升。由于工作地点等原因，我在汾阳市里买了房。城里的生活跟农村截然不同，条件好了很多，做饭不需要烧柴火，上厕所也不需要跑到冬天冻屁股蛋子的茅厕，洗澡不需要去挤条件简陋的澡堂，但生活却单调了许多，那种在夏天的午后，聚集在村头大核桃树下谈论家长里短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后来开车回家，每次临走前父母都会把家里种的土产和母亲做的吃食塞满后备箱，说自己种的做的比卖的好，就像上学那会儿，无论中学还是大学，临行前都是大包小包的，生怕出门在外缺少啥。这些场景也渐渐变成了一种乡愁。
　　少年到中年，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村里的那些窑洞早已荒废。从城里回家的路平坦了许多，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土路不复存在，家家户户院外的土路也都被硬化。
　　今年夏天，我带着五岁的大儿子驱车回到老家，领着他去看我小时候住过的窑洞。通往小院的崎岖小路上长满了过膝高的杂草。看到当年的窑洞，儿子好奇地问我：“爸爸，你小时候住在这里不怕吗？”我抿嘴一笑，不知怎么回答。

（作者单位：山西焦炭益达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