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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乡的情结，是每个人一生都做不完的梦，虽然梦里走过的足迹大相径庭，但那份共同的怀旧情愫，一如故乡的汾河水流淌不尽。

我的情结是一个他乡变故乡的地方——富家滩。确切地说，富家滩是一个小镇的名字，而我指的是位于小镇上的国有煤矿，我是矿工子女，记忆皆由煤矿说起。

富家滩与我的家乡南关仅隔十来里，同属一道岭，共用一条河，就如住在隔壁的邻居。小时候，人们要去富家滩，除了坐定时定点的绿皮火车，便是沿着铁路线徒步丈量。

我对富家滩的印象是从五六岁开始的。记得一天，邻居家来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因难得见到外来客，小伙伴们都聚在一起围着他问长问短。只记得小男孩用家乡话介绍自己是富家滩的，之后的话都被淹没在嬉笑玩闹中。其实孩子们对从哪里来并不关心，重要的是多了一个玩伴。那个暑期，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的独特口音让我记住了富家滩这个地方。从那时起，富家滩于我，因这份记忆，冥冥之中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七岁那年的清明节，大姐带回用白绢纸叠花的家庭作业。因为学校要组织大家到富家滩的“万人坑”祭奠。“万人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像是一张细思恐极的图画，贫乏的想象力竟即刻绘出一个巨大的土坑，接着便不敢再想……那时消息很闭塞，这件事激起了院里小孩的兴趣。听说大姐有如此重要的行动，还没上学的小孩子们结伴等候在校门口，目送上百名小学生带着水壶干粮，举着白花圈慢慢走远……

大姐是带着任务去的，回到家时已是下午三四点，小伙伴们早已搬上凳子静静等候，大姐过了把讲故事的瘾。“我们沿着铁路走了好久，饿了吃干粮，渴了喝水。大约一个多小时，在富家滩矿入口不远处，看到一个写着‘汾西矿务局阶级教育馆’的二层楼房，门口早已站满了前来参观的小学生。进入馆中，里边的空地上摆满了白花圈，馆的中央摆放着一个很大的沙盘模型，上边有日本人鞭打欺压矿工的场景，有矿工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日常劳作、生活的状态。讲解员说生病的矿工没有条件医治，被日本人直接扔到坑里活埋，因人数众多，被人们称为‘万人坑’。那个地方在远处的山上，我们在馆里通过仪式进行悼念……”大姐用流水账的方式讲述了那次经历。虽说没有亲眼看到“万人坑”的情景，讲解的也仅仅是部分真相，但这种口口相传的形式，让孩子们熟识了富家滩人所经历过的沧桑和苦难，萌发了家国情怀。

后来，大姐考上了成立不久的富家滩高中。据说当时师资力量雄厚，整合了南四矿所有高中的精英老师，组建了这所富家滩的最高学府。记得一周当中，母亲总会抽时间做些可口的食物给大姐送去。二角钱的车票，十来分钟的车程，家人像走亲戚似的往返于富家滩和南关之间。也许是对陌生地方的好奇，或是对坐火车的向往，几次央求母亲带我一同去，母亲都以怕添乱为由拒绝了我，这成了我幼小心灵的一个遗憾。这个遗憾，也让富家滩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时间如川流不息的汾河水，按着既定的节奏，转瞬即逝。后来我也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可每当火车路过富家滩时，我都会观望，总怕忽略了什么，总感觉自己与这个地方有未了结的情缘。果然，高三那年因病未参加高考，大姐找到了已是校长的、当年的高中班主任，希望我能在那儿复读。富家滩接纳了我，也圆了我儿时的一个心愿。校舍还是大姐用过的旧校舍，梁上依稀还萦绕着朗朗书声，坚守着故土的老师们已两鬓花白，却仍践行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使命。

课余时间，我会亲近一下富家滩的山山水水，体验一下印象中和现实版有何不同。九十年代初期，富家滩矿井已不再生产，职工大部分分流出去。走在马路上，两边的排房门口都是老人歇息的身影。排房尽头就是富家滩曾经的繁华地带，有几间店铺、几个摊位、一两间饭店、一个邮局、一个已经关闭的文化宫，这些构成了富家滩相对集中的消费阵容，让人有一种“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感慨。我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过了马路，就是“阶级教育馆”，十来年的风雨锈蚀，馆上的字迹已经斑驳，墙体也出现裂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没有了昔日的辉煌。馆的左边是汾河水，哗啦啦地诉说着昨日的蹉跎过往。

从北到南，我仅用了十来分钟便丈量完富家滩矿的领地，不免生出许多感触：没有灯红酒绿，没有高楼林立，没有车水马龙，就这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却承载了几多灾难、几多沧桑、几多历史的厚重。由于学业的繁忙，我只是走马观花地了解了富家滩的一些概貌，但我知道，在某一个排房的某一个老人的记忆里，一定深藏着富家滩的灵魂，富家滩的秘密。也许，这就是富家滩的特点：不拼颜值，只讲内涵。

毕业后，我考上了矿务局护理学校，分配了工作，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闲聊起来，老公的故乡竟是富家滩。老公的爷爷是富家滩第一代建设者，老公的父亲从小在富家滩长大，说着一口标准的富家滩“小太原话”，其实这个口音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矿务局南边的四个矿都隶属于灵石，除了两渡的话音趋近于普通话，张家庄和南关无疑都是标准的“灵石音”。一次，一家人吃饭时，我和公公聊起了这个话题，公公也打开话匣子，和我说起了富家滩。五十年代初，富家滩开始成立煤矿，隶属于太原的管理机构。当时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来自太原，久而久之，矿区的官话就演变为具有太原口味的“小太原话”。公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俗话说乡音难改，调到高阳工作已经三十多年，公公一直有着浓浓的乡音。

还没等我发问，公公继续开始他滔滔不绝的讲述。四十年代初，富家滩一带发生了少有的干旱，由于当时的生活卫生条件极其艰苦，缺水少粮，矿工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感染上了伤寒，有一定的传染性。日本人为了保存劳动力，为其源源不断地挖煤，采取了残酷的“隔离”政策，将病情严重的矿工以“特殊救护”的名义抬出去，活活掩埋。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万人坑”。公公抑制不住情绪激动：“富家滩人是用生命推进了煤矿的发展。”

1956年1月1日，汾西矿务局正式成立，地址设在富家滩，充分奠定了富家滩在煤矿中的地位，后来随着矿务局的逐渐发展壮大，总部搬迁至介休，而富家滩辉煌的历史也载入史册，刻在那代人的记忆中。公公的这番话，让富家滩在我心中丰满起来，同时也对公公离开家乡四十多年，用乡音固守着那份乡恋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前几年，通过合并改制，富家滩划归为南关辖区，这位耄耋老人终于有了归属，这两个昔日分不开的近邻终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于我而言，婆家、娘家、他乡、故乡终于有了统一的名字——家乡。

从小时候的印象、大姐的相传、自己的经历，再到公公的讲述，富家滩是什么已不重要，那种情已经深深扎根于心，生长成自己的血肉，于情感上来说，就是乡愁吧。

（作者单位：汾西矿业职工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