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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没有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有众多人物、家长里短、人间百态、地气烟火。从河南延津到山西沁源，七十多年前杨百顺为寻找养女巧玲走出延津，七十多年后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为寻找母亲遗留的那封信里涉及的故人从沁源走进延津。两个不同年代的人，经历了漫长的人生之旅，在一进一出间展示了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孤独和寻求。

《一句顶一万句》分上下两部分：《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部的主人公杨百顺一生改了三次名字（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做过磨豆腐、杀猪、染坊、种菜、破竹子、扛大包等工作。可不管改几次名字，不管干什么，由于寻找不到说得上话的人，他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下部的主人公牛爱国，虽然生在新社会，但他直到35岁也没找到一个真正能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

按照原著里两个主要人物苦苦寻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的故事篇章，我对小说有了这样的理解——父母儿女的血缘亲情、夫妻婚姻的情投意合、兄弟姊妹的扶持相依、朋友交往的肝胆相照、儿女的孝顺贴心，是人与人交流的基础。在这个社会，每个人倾述有对象、有渠道，说出的话有人听、有人懂，是说得上话的前提。遗憾的是，在人与人纷繁复杂的关系里，在各种利益的交错冲突中，能说得上话，寻找说得上话的人成了一件很费劲、奢侈的事。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每天不知要说多少废话假话空话大话，但说上一万句也顶不上真心实意的一句。

刘震云用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命运向世人感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听不着，说“一句顶一万句”真话的人找不到，能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千里难寻百年难找！杨百顺和牛爱国一生找不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他们身处人群里却感到寂寞，心里始终充满孤独和恐慌。他们坎坷和不幸的命运就是找不到说得上话的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一句顶一万句》叙事风格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太多的哲思金句，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却在平铺直叙的幽默故事中囊括了近百年来的社会现象和底层百姓生存状态，道出了人们对人与人之间交流和共鸣的渴望。

书中人物众多，每个人物背景阶层不同，但都特色鲜明、性格迥异。例如每天打小九九的磨豆腐老杨，专门给老杨出坏点子的赶大车老马，直勾勾看人不说话的染坊老蒋，肚里有货嘴笨说不出的私塾汪先生，滔滔不绝空话连篇的小韩县长，爱干木匠的老胡县长……一个个鲜明的小人物栩栩如生，仿佛近在眼前。书中还写了各行各业的丛生繁杂，像一幅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民间作坊历史画卷。书中涉及的行业五花八门，磨豆腐的、赶大车的、喊丧的、剃头的、杀猪的、开染坊的、卖馒头的、卖竹编的、开银匠铺的……这一幅幅民间百业图，没有真正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刘震云对旧时业态的熟稔程度可见一斑。

《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同一主题、两个时代、不同人物的中国故事，讲的是河南延津和山西沁源地域的风土人情，满满的中国元素和中原符号。小说中的故事一环套着一环，环环相扣。从这件事说起引出那件事，从这个人物出场牵扯出新的人物出现，讲故事像相声抖包袱，一个接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看似不相干的人和事到头来都有内在的连贯和因果联动。全书的结构就像榫卯一样严丝合缝，承转起合顺畅自如，形散实不散。读罢小说，种种社会现象和人性本质令人掩卷沉思、唏嘘不已，对找不到说得上话的小人物的命运结局感同身受。

杨百顺、牛爱国为了找到“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寻遍中原大地，寻过七十载时光，值得吗？这世上难道真的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吗？刘震云在一次演讲中曾给出答案：“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民族的道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不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吗？一句贴心的话，一个懂你的眼神，比任何千言万语更有价值。

（作者系汾西矿业设备修造厂退休职工）